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再说政治。1964年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将二战后实现民族解放、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确定为与发达国家对应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中国作为其中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成员，一直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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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窟造像及周边装饰性雕刻上的小尺度病害，也是影响文物价值的关键，但由于体量较小，在大型工程中不易被人关注。2015年以来，云冈相继完成第5、7、8、11、12、13及昙曜五窟和西部洞窟外立壁的日常保养，遏制了小型病害的发展。

　　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主任王一涛表示，在此次疫情中，中医药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很多民众、医学家，甚至西方的医学家，都看到了中医药在治疗新冠疾病当中的优势和特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