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如今学术界将这五所洞窟编为第16~20窟，位于石窟整体的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最利于开凿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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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云冈石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过程中，也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1919年，史学家陈垣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的文章，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11年后他又发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1926年，陈万里撰文《云岗石窟小纪》；1929年，叶恭绰写作《大同云冈石刻毁失记》，呼吁对石窟加以保护；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一行考察云冈，并撰写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专业角度阐释了云冈石窟的价值，同年，顾颉刚也编辑了《云冈造像史料》；1936年，周一良发表《云冈石佛小记》 ，大同学者白志慊出版《大同云冈石窟寺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但未能建构出足够全面而精细的理论系统。因此与许多古迹研究相似的是，云冈在中国，云冈研究却在海外。

　　王一涛曾参与新冠疾病的方药筛选工作。“2020年10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特首批准筹建了澳门第一个科技研发和转化中心，我们汇总几家世界五百强的药业来共同开发新药，其中一个就是疏风解毒胶囊，入选了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十版）推荐用药。”王一涛介绍，其正在与博鳌论坛进行合作，希望下一步能够更好地把中医药推向国际化。“现代医学和中医药学有互补的地方，两者能够更好地结合，在预防、治疗甚至疾病康复方面起到作用，为人类造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