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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今年6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由西方和巴西、印度、南非出席的一次有关俄乌和平之会上，乌克兰就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与自己分歧很大。

　　人们以往对极端天气的“常识性”理解正在不断被打破。因此，杨赛霓建议，面对极端天气，发布的预警本身也不能再限于单纯气象因子强度的预警，而应该是“基于承灾对象”的预警。比如，对当地交通、通讯和电力设施影响几何？对具体某个地区的哪些人群有多大影响？农田受损情况如何？人们只有知道这些信息，才有更多预先行动的依据，做更充分且适当的准备。

　　中方敦促菲律宾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的原状。同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作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夹带大量建筑物资上舰。中方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表达严正关切，建议双方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但菲方对此拒不呼应。

　　《半月谈》曾评论称，在一些高利转贷案中，有领导干部多次以名下房屋需要装修为由向银行大量贷款，动辄数百万元的“装修贷款”明显超出正常的装修需求，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合理之处，折射金融机构对涉公职人员贷款的资金用途存在管理漏洞。

　　巢清尘现任国际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研究组联合主席，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气象数据的长期监测显示，本世纪以来，全国总体的极端降雨的频次、强度都在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暴雨级别的降水，近年来有北扩的趋势。“而且这次华北暴雨，不仅和副高北抬有关，还与‘杜苏芮’台风的北上关系密切。最近几年我们发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趋势比以往更明显，这进一步加剧了北方城市遭遇暴雨的概率。”她解释说。

　　多个案例显示，在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案件中，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这条链条以公职人员为中心，向下为真实使用这笔贷款的企业或个人，向上为放贷的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中间还有代理人。

　　除此之外，毛昭晖认为，刑法设立高利转贷罪至今尚未修改过，随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变得更为复杂，有的涉及违法行为、有的涉及违纪行为。犯罪涉及到的人员也更广泛，包含政府、政法机关、金融系统的官员等等，有的还涉及代理人等。他认为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对不同的情形进一步细化。

　　万达审计到地方去，地方员工纷纷表示怕了怕了。通常的情景是，审计到各地，都会举行一个全员的审前会议，包括打扫的阿姨、司机都得参加。随后，审计人员会拿着王健林的审计指令，然后把这张纸往总经理的桌子上一放，上面写着“审计指令”四个大字，哪个公司委派什么人到你公司进行例行审计，请接待配合，落款：王健林。

　　“预报预警的准确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预警是否能真正转化成人们的行动。”杨赛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方面，预警要尽可能提前发布，给撤离的人们留出更多反应时间；另一方面，预警不能只限于气象信息，比如某地平均日降水量超过了300毫米，老百姓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预警如果能告诉人们水大概会淹到多高，住在这个地区的人立刻就有概念了”。

　　海叔感觉，如果接下来谁能够组织一个类似规模的，有俄罗斯参加的，而乌克兰暂时缺席的国际会议，让国际社会听听俄方意见，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因为北约特别是美国的态度，恐怕这样有俄罗斯参加的国际会议很难在短期内举行。

　　本报记者 凤凰大小单双APP 【编辑:凤凰大小单双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