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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总统尹锡悦18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而应该像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问题一样，超越地区，视为全球性问题。他还称，韩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反对以实力改变所谓“台海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澳大利亚新一届政府表示出积极修复双边经贸关系的意愿，现在这一意愿正在进入落实阶段。

　　陈先元认为，在这个位置建跨江缆车是比较合适的。他说，世博文化公园位于黄浦江的中游，两岸距离在三四百米左右，“如果在这个位置建一个观光索道，既可以看到陆家嘴的风光，还能看到徐汇滨江两岸的景致”。

　　“有一次闫学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近期食堂承包商崔经理会给我一张银行卡，让我收下之后转交给她。过了两天，崔经理就把一张附带写着20万元纸条的卡给了我，我就转交给了闫学会。”时任朝阳区药监局会计宋某某回忆说。

　　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3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约60%的受访企业表示，如果中国的市场准入与美国持平，他们将会考虑增加投资。其中，约29%的受访企业表示如果中国扩大市场准入，将增加至少20% 的投资。超过七成的技术和研发行业企业愿意增加至少11%的投资。

　　美国因素无疑也影响到韩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据詹德斌介绍，上世纪7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就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对华认知产生过巨大影响。中韩建交后，韩国长期奉行“安美经中”（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对外政策，但这个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战略稳定的状态。随着美国对华政策从以合作为主导转向以竞争为主导，韩国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回旋空间正在缩小，由之前的“左右逢源”转变为“左右为难”，这自然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谢琳灿认为，上述政策着力引导外资企业参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外资制造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

　　在詹德斌看来，伴随着中韩建交后30余年的全面交往，两国民间的各种矛盾也日益增多，有的表现在个体层面，有的表现在国家层面。这些矛盾很多由具体问题引起而发酵，而当这些问题反复出现或长期得不到解决时，自觉利益受损的一方就会对对方产生厌恶情绪。

　　32岁的北京人韩彬也注意到，更早先几年，北京春天很少受到沙尘暴的侵扰。他将这种好天气归功于中国的治沙成就。当近两三年北京等城市再次遭遇沙尘暴时，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年来的植树造林为何没能挡住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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