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冠星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接受整形项目，有两个特殊性应被列入法律进行规范，一是纯美容目的整形手段应当原则性禁止，有条件例外；二是宣传和推广，应当避免使用未成年人进行宣传，包括一些在国外已经属于成年但是在中国仍属于未成年人的外籍代言人。此外，翁冠星建议，在建设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方面可以通过“建立针对青少年的医美和纯美容整形手段原则性禁止、限制条件例外的规制体系”“规范医美整形行业准入、从业标准和监管标准”“规范医美整形行业从业人员的准入、考核、培训及监管惩罚体系”等方式进行保护体系的建设。

　　“一般业务员都会对客户提供返佣或者送礼品。后期投保人不想缴纳保费了，就拿这个说事，很容易成功退保。”保险经纪人木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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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敏娟在《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文中梳理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历史逻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单元分割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位制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管理体制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的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本依靠封闭的单位制实现社会融合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开展医疗美容作出了相关规定，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指出“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为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医疗美容项目”。地方性条例也包含了类似规定，2014年广州市发布《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首先提出未成年人医美须经其法定监护人同意；2022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均明文规定，要求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任何机构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