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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7月29日至8月2日，北京市遭遇了特大暴雨灾害。8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童晓辉表示，公安机关收到高利转贷的线索主要有两类：高利转贷者没有还清银行贷款，银行发现线索后主动报案；纪委监委发现公职人员涉及高利转贷的线索后，移送到公安机关。

　　回顾德胜今年2月以来的成交数据，不难发现，市场因疫情结束而反弹的前两个月，量价双高。从成交价与挂牌价的差额来看，当时的议价空间与楼龄新旧密切相关。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楼房，成交价与挂牌价有30万到50万的差额。80年代到90年代的房屋，差额在十余万元。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源，除了总价高、流动性较差的大三居，挂牌与成交价基本一致。

　　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本就是涿州暴雨洪水频发的时期。但近100年来，涿州只经历过几次大洪水。2022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布《涿州文化产业综合项目A01地块建设工程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其中提到，1963年8月2日~10日，涿州境内及西部山区连降大雨，各条河流洪水猛涨，涿州市被水围困，西面和北面淹没的深度约两米，“登城西望，一片汪洋，村庄难辨”，是最大的一次水灾。1996年8月，北拒马河发生1964年以来最大洪水，38个村受淹。再就是2012年“7·21”特大暴雨后，7月22日，上游来水从北拒马河行洪，造成4.8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陈明的单位离互联网总部聚集的上地更近，原本打算在上地“入门”，但今年“幼升小”结果显示，在2019年1月1日后购房的家庭，被调剂到清河北外附，“上地也不稳了”。

　　通报称，2013年，时任巩义市北山口农信社主任王某范为感谢杨红伟对其农信社完成揽储任务等提供的帮助，与杨红伟商定以其哥哥杨某军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在北山口农信社贷款200万元，并由王某范进行转贷给某置业公司，获取的102万余元高额利息由杨红伟占有支配。

　　“不稳”意味着有概率进入“坑校”，这是陈明最大的担忧。“孩子自认为自己不错，但他还那么小，我实在不敢赌。做父母的总想给孩子托个底，能‘混’多好看孩子，别太差就行”。

　　中卫中院审理查明：贾奋强通过其朋友以签订虚假房屋装修合同的方式从银行获取贷款300万元，贷款月利息5厘，贷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发放后，贾奋强立即以2分5厘的月利息，把这笔贷款全部转借给一家小额信贷公司。几番续贷续借后，他牟利105万余元。

　　金融机构为什么愿意低利率贷款给公职人员？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得知，由于公职人员工作和工资较稳定，对金融机构来说，属于比较优质的客户，所以对公职人员等特定群体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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