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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韩国朋友几年前第一次准备到中国旅游时，担心治安状况不好，在厦门游玩了几天后，他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从那时起，这位韩国朋友就对中国产生好感，后来还带着母亲到中国旅游。

　　另外，魏昌东提出，要注意区别是否是正常的炒股行为。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此前报道，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但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严禁七类行为。

　　会议明确，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抓好重大改革任务攻坚克难、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等。

　　巴西外长维埃拉此前就说，巴西希望与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保持良好而密切的关系，访问华为不应被视为挑衅，“既然总统访问其他国家，他就会访问这个国家的公司。”

　　另一边，治沙过程中一些不科学、不理性的行为，反而对生态环境起到了反作用。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沙漠与沙漠化研究室主任薛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近年来，由于防护林的植被单一、密度过高，导致防护林出现退化、死亡的情况。

　　“住院部的楼上面好多人在呼救，有人在大喊，有人在窗户外边坐着，也有人拿着毛巾示意这里有人。”季女士称，当时浓烟特别大，有人把病人推到窗边试图转移，但可能因为楼层过高不知道该怎么办。

　　2010年11月，闫学会调整至丰台区药监局任党组书记、局长。履新之初，表面上看闫学会对工作秉持着“严”与“细”的要求，亲自部署重要工作，亲自过问重大问题，亲自协调重点环节。领导干部“事必躬亲”，多下基层、一线指挥当然是好事。但随着工作中的接触日益增多，闫学会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张悦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当中国和韩国多地4月中旬被发源于蒙古高原的沙尘暴笼罩时，又有韩国媒体不负责任地炒作“韩国是中国环境污染受害者”，这一幕自然让人想起一些韩国人近年来屡屡“归罪”中国的做法。与此同时，多家韩国和国际机构的民调均显示，韩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特别是一些自称“进步”的年轻人“厌华”情绪相对更强。《环球时报》“中外民间交流系列观察”栏目组就此话题深入采访后发现，部分韩国人对华心态上的变化反映出他们尚未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地位变化，仍固守原有利益观和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与中国人交往时高度敏感。中韩建交今年已是第31个年头，两国之间多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目共睹，但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让双方重视两国关系发展的人士感到遗憾，并期待通过促进交流努力改变这一现状。

　　高燕文的忏悔录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了问题，错误地认为别人给我送钱送物是对我的尊重，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感觉很有成就感， 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送我不送别人，为什么在其他岗位时没有人送的问题，现在想来，归根到底还是奔着我手中权力来的。”

　　“受多种因素影响，蒙古国沙尘暴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未来需要大量研究。蒙古国野外研究站、监测设备和仪器等相对缺乏，十分不利于研究工作开展。”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宁曾谈到。张小曳曾作为联合国专家前往蒙古国调研，他说，中国气象局和蒙古国长期合作，帮助对方建观测站，但是那边无力投入人、财、物，观测站维持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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