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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官网简历显示,裴君,男,汉族,1954年12月生,黑龙江通河人,1981年2月参加工作,198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基础科毕业,在职大专学历。
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研资助体系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立起来,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以绩效为导向的资助体系设计是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如何让科研经费得到最大化利用,“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在一个推崇竞争和排序的科研支持体系中,最后一定会形成“马太效应”,“已经拿到项目的人越拿越多,少数头部科学家经费充足,但还是不停申请经费”,真正应该得到支持的青年科学家在成长期却可能被边缘化。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李亮认为,稳定经费支持涉及到资源的调配,落地过程中可能会有复杂的博弈,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支持比例是多少?对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的研究领域,很多发达国家能达到70%~80%的比例,中国很难一下子提升到这一水平。
在曾刚看来,深圳的外贸结构中东南亚占比较高,而苏州则主要是欧美占比很大。尽管深圳也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但苏州面临的压力明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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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贻芳建议,可以先选取几家中央直属基础研究科研单位进行试点,依照其过去获得的竞争经费,按大约10%比例增加额外的稳定支持经费,“既能维持现有体系大体不变,也可以部分克服过度竞争的弊端,这种差异化的支持方式将带来新的效益。”他解释。庄辞也认为,改革应从小切口开始,逐步推广。她认为,科技部正在部署的基础学科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切口”。
特约评论员 管姚:从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会见通报来看,秦刚实际上讲得非常全面透彻且具体了,涵盖了对华认知、关系实践、底线红线、突发应对等各个层面,可谓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清晰、有力的破冰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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