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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下的基础研究以“中央财政支持”为主，其特点是科研人员主要通过项目竞争的方式获取，这些项目分布在科技部、基金委等不同科研管理机构中，每类项目对应不同的资助额度和周期，项目评审也由政府机构组织临时性的专家委员会进行，这种竞争是全国范围内的优中优选。

　　不过，从季度数据看，烟台去年前三季度一直领先常州，但全年最终未能实现反超。不过，二者GDP差距从2021年的95亿元左右缩小至2022年34亿元左右，差距并不明显，谁能成为第25座万亿城市，尚未可知。

　　2018年11月16日，国际顶刊《科学》罕见发表了一篇评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的社论。文章称，基金委从2018年下半年开启的全方位改革“反映了全球科学与技术研究范式近年来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紧密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相辅相成、跨学科研究凸显重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座高度外向型的城市，除了工业，苏州外贸也陷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苏州进出口下降15.4%，也成为拖累GDP增长的重要原因。

　　“除了工作实绩特别优秀可以破格晋升之外，一般强调职务经历、经验和年功，这些都是现代公务员制中的功绩制标准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基于一定资格，如学历、资历等加以任用管理。”他说。

　　近年来，常州和烟台一直是一对明面上的对手，无论GDP规模还是城市排名，两座城市都“如影随形”。2021年，常州GDP正式超过烟台，并将这一领先优势延续到2022年。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王晓东说，北生所二期已经落成，实验室还要继续扩张，后续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北生所现在是否还承担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特约评论员 管姚：你的观察很敏锐。我留意到一个细节，甚至今天还有自媒体做起了翻译版本评点，对比诸如“隔岸观火”、“拱火浇油”及“趁机牟利”的金句提法，哪种翻译更贴切，更精准。博主的结论是，对照英国BBC同题报道，今天《华盛顿邮报》的转译版本完胜：China would neither watch the fire from afar，nor add fuel to the flames，let alone exploit the situation for profit。在我看来，美西方媒体的这种关注报道热度，正是大国分量大国影响力的具体折射。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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