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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7·31’以前，学区房的价值100%体现在学区，楼龄、房型、朝向这些都是附加值，顶多再加20%~50%。但‘7·31’以后，学区价值占比大降，楼龄等房产特性本身的价值凸显出来。”刘敏告诉记者，在市场上，这意味着楼龄越新的房子越稀缺，议价能力越强。

　　黄平庆幸所有被困员工8月2日已经全部安全撤离，“如果有同事因为救书把命搭进去了，大家一辈子都会背上心理包袱。”借助直播的机会，黄平感谢伸出援手的救援队和提供安置点的朋友。

　　这两件事，与中国出席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俄乌“和谈”相叠加，似乎中俄之间有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其实，这是过分联想了。莫说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澄清有关中国驻俄大使的说法“纯属假消息”，更关键的在于——要认清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连续下了一天多雨后，7月30日上午10时，刘斌在微信群收到紧急通知，镇上要求野三坡景区的所有商户，当天必须让游客全部撤离。50多岁的刘斌，是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镇下庄村村民，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他送走游客，赶紧把一楼的家电和贵重物品搬到二楼。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一级警长、公职律师童晓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涉及高利转贷的案件中，如果高利转贷者在约定时间内还清了贷款，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就很少暴露。而且这类人员在高利转贷时，也不一定会向转贷对象说明资金来源，“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来说，相比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高利转贷的隐蔽性会更强”。

　　上海之外，今年上半年南通在“万亿城市”之中增长较快，以7%的增速位居第二。南通排名也随之大幅跃升5位，超越西安、合肥、济南、泉州和福州。

　　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职人员的高利转贷行为，往往涉及个人权力的影响力，其危害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他们利用了个人权力影响力贷到款后，又加息转贷，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增大了金融风险。

　　9日中午，事发地附近一商户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出事的鱼鳞坝平日水位不高，前来游玩拍照打卡的人较多。9日上午突然河道涨水，有游客被冲走，现在河边已无法靠近，有民警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搜救。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在今年早些时候，李辉出访欧洲，从乌克兰到德、法、欧盟总部，再到俄罗斯，没有一站是俄、乌代表同时在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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