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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和代理外长埃卜达林表示不会在仁爱礁建造新设施。然而，20多年过去，菲律宾不仅未能遵守承诺将搁浅军舰拖走，还在船体不断锈蚀的情况下，多次运送建材修复，企图改变仁爱礁“现状”，实现永久占领。

　　疫情之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治理方面失能。中印既是邻国，也同为发展中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合则两利是推动中印关系继续走下去的基本认识。

　　包括王新在内的数位受访者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应充分评估高利转贷利益链末端者（指最终接盘的“转贷人”，例如民营企业家）的实际需求，多给他们贷款扶持，让高利转贷者失去存在空间。

　　由于民间救援属于公益行为，不光没有任何报酬，就连车辆、船只、人员以及其他所需物品耗损都是由救援队自行承担。除了不顾安全指示或者法律法规而冒险的“驴友”救援，民间救援队的大部分灾害应急救援都是无偿的。

　　《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一份协议显示，甲方（投保人）需向乙方（代理退保人）提供约定好的全部资料，并如实告知真实情况。如果甲方手上缺少保险公司的违规证据，乙方会进行取证指导，有的也会“提醒”甲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预估损失2亿多元码洋，库房规模近8000平方米，图书存量360多万册，几乎全军覆没。该企业已成立应急小组，紧急加印部分动销产品，另外打算筹措1000多万元资金投入生产，重新找库房，给顾客发货。

　　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医药代表作为医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纽带，通过有效的推介新药品、器械，在产业链上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医代和医生并非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所以很容易从销售角度形成利益共同体，而非从产品自身优势、性价比这一初衷进行考量——这的确需要通过监督检查，进行有效的遏制。”

　　除了明面上的花销外，救援人员的人工成本、时间成本更是难以用金钱衡量。“所有的民间救援人员对灾害救援有一种执念，当时就想救出更多被困人员，体现自我价值，不图任何回报。”张成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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