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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这些消息传出来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些国家对于台海局势有着深深的担忧,它们要提前制定预案。从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执政,特别是2020年再次连任之后,加大了与美国勾连的力度,而且美国也强打“台湾牌”,这样就导致了台海局势连续的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危险,我相信台湾老百姓感受到了,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民众也感受到了。
王贻芳指出,当下,以竞争性项目制为核心的科研管理体制中,科学研究的一切组织事宜由政府的项目管理官员来控制,他们拥有立项、组织评审、审批等权力。这种管理体制相当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课题组,完全忽略或跳过了关键的中间层——科研单位。这与大多数国家的科研管理模式不太一样,没有充分发挥科研单位和专家的作用。“本质上其实是不相信科学家。”他说。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反观岛内,仅在西部平原地带修建了350公里的高铁,大部分路段时速约230公里,无怪乎乘坐“复兴号”的马英九先生连连称赞大陆高铁高速便利。
此后,在大型通用计算机研发过程中,为了能够尽快研制出性能稳定的存储器,黄令仪和她的团队一步一步开始突破。他们研制的芯片在1978年赢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此后,晶体管研发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这毫无疑问是美国要把台湾打造成“豪猪”,就是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当局“拒统”,全面武装台湾。但是美国军火商生产能力上有很大的欠缺,在这种情况下,美台就想在台湾设立一些合作的兵工厂,生产一些器械弹药装备之类。据了解,美台这种合作主要是要生产无人机和一些弹药,台湾地区生产无人机有它先天的优势,比方说它芯片生产在世界领先。基础的弹药让美国生产很不现实,因为毕竟美国离得很远,把弹药生产好以后再运到台湾,费时费力,所以说他们想把一些基础弹药也放在台湾来生产,当然能不能成还要看。
作为中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的最主要资助渠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16年专门开辟了一类更长期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其目标是“聚焦前沿、突出交叉”,主要资助对象是高水平学术带头人牵头的多学科交叉团队,进行“五年+五年”的滚动支持,最初每五年提供2亿元经费,如今降为6000万元,但相应扩大了资助范围,每年支持的团队也从三四个逐步增加到十几个。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
淄博市2023年政府报告中提到,当下淄博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产业创新力不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够顺畅,重大项目和优质平台支撑作用不足,经济体量不大、产业结构不优等挑战。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就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任务驱动下,“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亦随之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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