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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入口’处的基金委在资助时如果过度强调目标的清晰性，则容易导致项目前瞻性不够，相当于喇叭口一开始就收得非常小了，但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必须有一个非常大的喇叭口。”穆荣平说。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间，周容平等人经密谋后，入户强行抢走一名幼儿，随后交给张维平贩卖；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间，张维平还单独拐卖了8名儿童。

　　公开报道显示，自2013年12月17日，中央纪委第一次点名道姓向社会公开曝光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起，每逢节假期或者重要时间节点之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大多都会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去年8月19日消息，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厅级干部姚志波被查，他于2008年任五常市市长，2011年4月任五常市委书记，2014年3月调任黑河市委常委、北安市委书记，他是辛敏超的前任五常市委书记。

　　庄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此，理论物理所90%以上引进的人才都有“人才帽子”，比如“优青”“杰青”或“百人”“千人”，这些都是分属基金委、中科院、中组部的人才项目，3~5年内会“自带”几百万元的经费。如果没有这些“匹配经费”，仅靠研究所自身，很难让科研人员组建研究团队和维持相对体面的薪资水平。即使如此，目前理论物理所的现状仍是：很多科研人员根本招不起博后，项目经费较充裕的人一年可能也仅能负担一名博后的费用。

　　该所长称，在一个科研单位缺乏自主权的体制下，研究所像一个大卖场，课题组只是借这个平台挂靠一下，然后从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给所里交“租金”。庄辞打了个更形象的比方：“科学家变成了雇佣军。”

　　王晓东说，应该把这种“真正顶尖的、为全人类作贡献的探索性科研成果”当作国家的名片。人类的知识是有边界的，需要有一部分人去探索如何突破边界。“只有依靠好奇心和英雄主义驱动，才能去做这件事。社会需要营造一种支持英雄主义的科研环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这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正因如此，一方面，科研人员的经费宽裕与否并不影响其招聘学生或博后，招聘只看学术水平，比如IPMU为招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博后，提供了一份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另一方面，青年科研人员也可以自由选择博导和合作导师，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而不必担心导师是否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日本科研人员都不存在非得申请经费才能维持团队存活下去的压力，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静做学术的长期稳定的环境。为什么日本的诺奖得主这么多？因为他们的科研生态不急功近利。”庄辞强调。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专家建议，随着中央科技委成立，下一步应从顶层设计上理顺整个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对同类项目进行清理，明确不同科研管理机构的资助定位，比如基金委更聚焦原创性或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以长期滚动资助为主；科技部负责与国家战略需求相关的重大专项和国家实验室，抓大放小，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

　　本报记者 beat365最新版2022 【编辑:beat365最新版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