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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赛霓认为，当面临极端暴雨洪水时，与城市相比，大量分散性的山区农村地区更难迅速组织起力量，进行应急处置。一方面，因为农村人口相对不集中，且缺乏资源；另一方面，很多山区农村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为主，处置和救助难度大。在她看来，山区和城市不同，从应急管理角度，必须一地一策，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对山区而言，及时的提前撤离才能把受灾损失降到最小。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类案件频发，暴露出金融机构在贷前审查、贷中管理、贷后跟踪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在贷前审查阶段，金融机构因为将公职人员当成“优质客户”，进而对他们的贷款合同疏于审查，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发贷过程中，没有对这笔款项的走向和实际用途进行认真把关；放贷后，很少去监管这笔资金是否在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

　　据说是因为贪腐的问题，而老王的万达目前正处在危急关头，一边是珠海万达商管上市关口的风波不断，一边是一系列债券即将到期的兑付压力，数月来，王健林和他的“万达系”始终游走在“辟谣”和“卖卖卖”之中。而且本身也是对贪腐零容忍，在这个关键节点，公司还有人贪腐，自然是没法忍了，就把人送走了。

　　浙江省江山市监委委员毛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公职人员获取信贷资金的优势，让少部分人动起了歪脑筋，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谷超表示，在刑法中增设高利转贷罪时，我国的银行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当时设立这个罪名，也是从国有资产安全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王健林曾在一次演讲中特别指出：万达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审计队伍，我个人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管的部门就是审计部，审计部就相当于万达集团的纪委。这支团队忠诚、严谨、能力强，在集团内树立了权威，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在工程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对极端天气，多位专家指出，社会要增强辨别风险、应急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其中，及时的预警和有效快速转移是关键。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现在您就看急售的房子，我们推的也都是这种。大部分的业主并不着急卖，等两三年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他们没有降价的意愿，您看这种房源也没有意义。”多位房产经纪人都持相似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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