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好先由中央科技委对国家科研机构进行定位优化,明确要在哪些领域增加稳定支持,“一定不能盲目、轻易地去增加稳定支持”。
2018~2019年间,时任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局长的郑晓年到中科院各所调研,发现“存量资金”比较大,且科研人员不愿意花存量经费的现象很普遍。“我问科研人员,你为什么把这么多钱留在手上,他说我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争取到经费,没经费就没绩效了。”
然而,这些企业在拿到相应的承包工程后,就极力寻找合同和岛内相关规定中的漏洞,逃避出资义务。岛内人士指出,这些企业与民进党关系密切,因此彼时已经上台的陈水扁非但没有追究它们的责任,还想尽办法违规“帮助”它们。《d8彩票官网苹果手机下载》 岛内朋友告诉谭主,台湾高铁公司的五家原始企业在联合竞标时,标榜的方案是“台湾当局零出资”,还能获得千亿元新台币的“回报”。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2019年1月,哈尔滨市纪委监委通报:对在五常市露天焚烧秸秆问题中履职不力、监管不严的70名党员干部及相关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受到批评教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