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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未读”出版商所有库存均在西南物流（涿州园区）托管，总体库存价值约1.24亿元码洋，图书近150万册，保守估计损失至少千万级码洋、百万级实洋。该企业已紧急安排预估的受损书籍重新加印生产，同时也将在各个平台店铺紧急开启“按需印刷预售专区”等。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2015年，柳州市纪委对其进行约谈。接受约谈时，他主动交代了高利转贷的事实，但他认为“这种行为只是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背上一个处分就可以了，不需退缴违纪违法所得”。当组织部门要求其上缴违纪违法所得时，他以没钱为由拒绝上缴。

　　在与互联网主流平台的竞争中被边缘化后，中图网从2002年开始及时转向做图书尾货的销售，逐步稳定下来，有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和读者群。

　　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媒体报道称，各国交易员已经证实，他们只能自8月1日起提交申请涉及相关产品的出口许可证，至于许可证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不清楚。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中卫市一位熟悉当地政法系统的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贷款发生时间为2012年10月，贾任银川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涉及的银行为石嘴山银行，“当时，还有其他银行领导为了拉近和贾奋强的关系，主动提出可为贾提供贷款供其转贷，但最终他选择了石嘴山银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罪名的设立背景很特殊，1997年，提交到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订案草案中，并没有高利转贷罪。但在两会讨论期间，有来自银行界的人大代表主张增设这项罪名。他们的理由是，在贷款发放后，很多申贷人没有将其用于申请时所称的用途，而是高利转贷他人，吃利息差。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高利转贷罪有可能会跟上下游的一些犯罪（如有的被包括到了洗钱罪中）混合在一起，有些案例中不一定会作为一个单独罪名体现出来。此外，有的案件还涉密，不对外公开，所以难以将该项罪名设立以来，涉及该项罪名的历年案件数量做统计。但从公开通报看，近年来涉及该类犯罪的案件还是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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