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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经销商而言，涨价后的中药材，卖得并不顺畅。陈芸表示，自从涨价后，酸枣仁的销量就一直很低，买家减少了很多。此外，一种中药材并非无可替代，比如党参的价格涨得很高，一些人可能会购买太子参等更便宜的中药材作为替代，太子参的售价一公斤只有几十元。张黎表示，涨价前，她的店铺每年能销售几十吨甘草，行情好时甚至超过100吨。涨价后，今年上半年，店里所有中药材的销量只有二三十吨。

　　救援力量仍不充足。据《南方周末》报道，按照规定，外地的民间救援队跨省救援前需要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开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后，救援队方可出发。多支民间救援队前往涿州，却卡在“邀请函”上，由于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也受洪水浸泡而断电，通讯信号断断续续，而应急管理局的批准公章“在另一栋大楼内，中间水很深，正安排工作人员涉水去取”。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农村研究中心发布了一项关于“新农人”的报告。这份名为《数字农人：新媒体赋能下的乡村发展新动力》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抖音平台上有超过4万名三农创作者。其中，城市白领返乡创业占比最高，为21%；农民工和大学生占比分别为17%和13%。在所有创作者中，31~40岁的返乡青年占比54%。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此前表示，“这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但考虑到与半导体制造设备相关的国家的最新出口管理动向，舆论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措施。《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报道称，尽管经济产业省称这是“自主措施”，但事实上是和美国保持一致步调。《外汇和外国贸易法》修订消息传出后，中国贸促会、中国机电商会、中国国际商会纷纷发表严正声明，对日方措施表示反对。

　　不仅是云南这种西南边陲，出身江苏淮阴农村的大学生陈乐也被自己看到的乡村现实所困扰。“80后不愿种地，90后很多人都去了大城市，我们00后很多人会把小麦当成韭菜。现在从事农业的，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农人，甚至还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农村根本看不见年轻人，更别提田里了。大部分老农人种地根本挣不到钱，有时候辛苦一年，连本都回不了。”

　　在扬州大学，陈乐学习的是畜牧专业。在他看来，处境最好的同学，是到专业对口的养殖场工作，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还有不少同学在准备考研，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回到家乡县城准备考事业编，余下的则在读书的城市“随便找个工作干一干”。

　　对于第二代农民工，就不能仅依靠提高城居保补贴的办法来解决，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退休人口将快速增长，仅靠财政补贴是难以持续的。应当在现有养老金制度上进行创新。

　　以快递小哥为例，平台通过网络和大数据，可以清楚地掌握每一位骑手的工作量和收入。按照当前政策，快递小哥很难有兴趣参加第三支柱并投入真金白银，但是，如果平台企业甚至当地政府可以在快递小哥投入的基础上予以配套，则对他们积极积累有很大推动力。简单设想一下，如骑手每天投入10元，平台配套5元（骑手在多平台注册，可以按照接单量而分别承担），当地政府同时配套5元，则一个月就有可能在其第三支柱个人账户中存入500元。每年6000元，存20年，按照年化收益率4%计算，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将有约18万元，其中30%是投资收益。再加上城居保的待遇，第二代农民工可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好得多的养老金待遇。由于个人养老金账户是唯一的、可携带，不受就业地限制，参与者还可以随时、清晰地看到积累和收益情况，所以，如果有平台和当地政府的配套补助，对平台就业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平台经济多在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地方政府也有能力给与补贴。

　　要给西瓜授粉，陈乐才第一次知道，花朵还分为公花和母花。操作时，要把公花摘下来，把公花上的花粉一点一点涂在母花上。“母花的花蕊上都必须得涂到，这是非常精细的工作，必须得靠人力一朵一朵地涂过去。”陈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授粉直接关系到西瓜的收成，为此，表哥不敢将工作交给雇来帮工的工人，也不肯让初来乍到的陈乐直接上手。

　　目前，中国外贸“朋友圈”已日益扩大。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速接近两位数，对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同比分别增长7%和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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