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德胜今年2月以来的成交数据，不难发现，市场因疫情结束而反弹的前两个月，量价双高。从成交价与挂牌价的差额来看，当时的议价空间与楼龄新旧密切相关。上世纪50到60年代的楼房，成交价与挂牌价有30万到50万的差额。80年代到90年代的房屋，差额在十余万元。2000年以后建成的房源，除了总价高、流动性较差的大三居，挂牌与成交价基本一致。

　　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滇池支行原行长解鹏，先是借银行行长的身份结识掌握资源和有资金需求的各类人员，为高利转贷“撒网”，随后与他人商议到自己所在支行办理贷款，并以15%的年化收益出借。此后，他利用职务之便，推动银行贷款审批流程“一路绿灯”，对伪造的贷款材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顺利将所获贷款转借，获得高额利益。经查，其利用职权进行高利转贷，获利71万元。

　　还有案例显示，有的公职人员自觉晋升无望，便想通过高利转贷大赚一笔。2009年初，广西柳州市鹿寨县县委副调研员覃国友的一名从事房地产生意的朋友王某某在资金紧张、贷款困难的情况下，得知覃有多套闲置房产用于出租，就告知覃，把房产只用于出租是资源浪费。王某某劝覃国友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从中获得贷款，然后将贷款转借给他，承诺每年给予覃国友50%的利息。《光大彩票最新下载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贾奋强贷款300万元，以贷款时5倍的高息转借给他人后，轻松获利105万余元；广西鹿寨县县委原副调研员覃国友贷款305万元，高息转贷后牟利119万多元；抚州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罗富杨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筹措资金，再向陈某某等人高息放贷，获利650万余元。

　　扬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谷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监守自盗”的案件中，会考虑是否因其身份地位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并在量刑时予以综合考量。同时，这个群体的身份也决定了他们可能同时存在高利转贷和违法发放贷款的罪名。

　　前述熟悉涿州水利的人士复盘此次洪灾后建议，在蓄滞洪区的村庄中，未来政府至少可以放置一些逃生器材。“政府可以买一些玻璃钢船等，不用太贵重，平时由各村委会维护，当一些人被洪水围困时，当地人可以把更多受困者更快地救出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