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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感染后迅速返岗的医护人员，都觉察到身体状态赶不上感染前，有的一边咳嗽一边上班，有的忍受病痛给患者输液。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室，一位39岁的医生有高血压、糖尿病，原本早就打了辞职报告，“一看疫情了，他就不走了”，感染后硬撑着上了两天班，又开始发烧，最后顶不住了。

　　而此时的北京正处于政策变化的过渡期，王可可所在的病友群里，也充满了疑问：医院是否还收治肿瘤化疗病人？阳性患者是否接收？需要核酸证明还是自测抗原即可？部分化疗期的病人每周需要做PICC护理（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用于输注刺激性药物），哪里可以做？去的话会不会感染？

　　12月5日本是王可可应该入院接受化疗的日子。但是当天早上7：20，当她拎着必备物品准备去医院时，收到医生的消息，“有阳性病例，医院封控了”。

　　在生病之前，王可可在一家影视公司负责IP运营，她觉得自己疫情三年来都处于工作焦虑的状态。2020年春节档前夕，王可可负责的一部电影在上映前一天宣布延期，紧接着她需要迅速解决预售退票、广告客户延期等一系列问题。

　　经过20余年的苦心经营，陈金英的事业达到高峰期。2005年，她豪掷1600万元，建起两栋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厂房，雇用了100多个工人，在丽水、金华、温州等地都开了羽绒服专卖店，服装厂年产值高达千万元。

　　赵晨阳知道母亲是一个心情很容易起伏的人，“隔几个月要交代一次遗嘱”。她发现母亲不知道自己得了新冠时，并不是很慌，知道了以后，开始紧张了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2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法雷尔仍将中国的“双反”举措称为“制裁”，但事实上，中国并未对澳大利亚实施过所谓的“贸易制裁”，两国间更不存在所谓的“贸易战”。在具体个案上，中方一直按照是非曲直、用处理正常贸易纠纷的方法来应对，这不应被上升到政治层面。不过，他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工党上台后，一度把中方取消所谓“经济制裁”作为恢复高层交往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主张。在两国领导人会晤前，阿尔巴尼斯政府更多次公开强调澳方不预设条件，这是一个积极进展。

　　“与专业的呼吸科治疗，质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冯晓梅告诉记者，“这种紧急情况下，也不需要考虑太多问题，总归我们是医生，经过一些培训，能完成一些基础性的治疗，总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着要好吧，或者比村里要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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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数据显示，尽管近两年来中澳政治关系紧张，但双方贸易仍在发展。据中国海关数据和彭博社此前测算，今年前10个月，澳大利亚出口小麦占中国大陆小麦进口总量的63%，比2021年全年的占比28%和2020年的占比15%都要高。在12月20日的《澳大利亚人报》上，阿尔巴尼斯曾发表文章直言，澳中贸易总额超过澳大利亚与其他3个最大贸易伙伴贸易额的总和。法雷尔也表示，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额将接近3000亿澳元，超过澳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法国贸易额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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