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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病毒学家说，分流患者时的重要依据应该是其临床症状，再结合Ct值判断。感染者如果病毒载量太高，就可能发展为重症。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有没有基础疾病、年龄等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综合考量后，可以决定感染者是否入院和收治。“症状轻和Ct值高的人，就可以居家。”金冬雁也提到，应重点关注Ct值在20以下的患者，这些人的病毒载量很高，传染性特别强，应加强管控。

　　另外根据物联网平台G7数据，全国整车货运流量在过去10天也持续下降。11月20日之前，全国货车任务数为2019年同期的90%以上，但是之后一直下降，昨天（11月28日）已经不到2019年同期的75%。

　　开车接到复采医护后，王润航跟同事们熟练地套上口罩、防护服、头套、手套、脚套、面罩等一整套防护装备，并用胶布将手套和防护服袖口粘严实。

　　陆蒙吉指出，如果现在我们不做好准备，未来很可能会发生香港第五波疫情初期那样的医疗挤兑，在医疗资源不足的二三线城市，后果可能更严重，对大量老年人造成伤害，医疗系统崩溃也会让很多非新冠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带来次生灾害，这些都会让死亡率在短期内激增。“以中国的人口基础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可承受的。”他说。

　　前述病毒学家警告，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约有3500万，有至少一半没有打加强针。“新冠对于这一部分人群致死率还是很高的，如果这一部分人群被感染，即便死亡率1%，也会造成十几万人的死亡。”

　　“另起炉灶或完全照搬国外医科院模式，都不可取。”熊思东认为，医科院的建设涉及人才结构、本土医疗资源、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各地差异度很大，要充分了解当地医疗需求，因地制宜建设医科院。“有些医疗基础比较弱的地方购买动辄上亿元一台的天价医疗设备，结果发现连基本运行仪器的技术人员都没有。这些医疗设备变成摆在橱窗里的展示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他说。

　　这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如何把这部分重症病人提前筛选出来，尤其在他们还没有出现重症时。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预测高风险人群的问题，目前一般的做法是筛选出那些重症风险显而易见的新冠感染者，比如生命垂危的患者，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晚期癌症、肾病、心脏病、免疫缺陷等疾病的患者。他建议，下一步可以参考重症和死亡风险预测模型，建立更加准确的预测方法，作为分流的指导。如果能让民众理解和使用有关方法，那就更好了，多数人就可以自行判断了。

　　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陈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的老年人群体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免疫洼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欧美等国还是新加坡，最终决定防疫政策放宽的依据，都建立在老年人接种率足够高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把“最需要保护的老年人保护起来”的屏障还在建立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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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思东分析说，因为人口基数大、患病人数多，中国的转化医学有自身优势。但大量数据只是为转化医学提供可能，并不等于具备相应转化医学研究能力。早期转化医学是“bed to the lab”，即病床到实验室的研究。如今，转化医学研究能力应是双向的，还应具备将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转化成治病防病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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