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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之外，今年上半年南通在“万亿城市”之中增长较快，以7%的增速位居第二。南通排名也随之大幅跃升5位，超越西安、合肥、济南、泉州和福州。

　　进入各论坛的学区房版块，讨论仍然热烈。只是，不同入学时点的家长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近两年入学的家长“不求优但求稳，只要避开坑校，怎么样都行”。而2026年以后入学的家长，仍然关注如何帮助孩子“择优”。

　　而张波和同事们则有一套自己的话术：“到时候孩子数量那么少，各个学区抢人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再调剂呢？不过，即便是孩子少，德胜依然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条件的父母还是会争取来德胜，德胜学区房依然是稀缺资源，越早入越稳。”

　　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保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企业主向领导干部借高利贷，除了确有资金周转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

　　黄平回忆，当时为了防灾，他留在北京统筹，一位负责日常运营的副总到了涿州，但由于封路，只能到库房附近，库房现场也安排了人员负责调度。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来看，他们预判可能有风险，但不一定特别大。之后他们开始组织人力把低处的书往高处搬，但因为库存书籍太多，库房剩余空间有限，加上停电，电梯停运，临时又请不到搬运工，搬运效率很低，导致书籍无法及时挪走。后来，大家想办法凑到了2000包沙袋，在此之前，黄平向涿州市政府求援，但由于洪水来袭，加上人力不足，部分沙袋运不过来。“在这么大的灾害面前，所有人都尽心尽力了，我们都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从相关通报看，涉及此类问题的公职人员覆盖面非常广，既有党委、政府官员，也有银行高层、国企高管等；既有省公安厅副厅长，也有基层干部。他们不仅因此丢了公职，还锒铛入狱。

　　相较南方地区，很多北方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应对这种极端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洪水等方面更加薄弱。前述熟悉涿州市水利的人士曾去江淮地区一些城市调研，他注意到，当地会将通讯塔下的机房、供电的变压器等设置在距地面一定高度，但华北地区很少有地方这么做。

　　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援引多位纪检监察干部的话称，现在对高利转贷行为还存在监管缺位问题。其中原因，既有行为人反复转移资金躲避监管，又有相关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无法做到全程、全覆盖监督。

　　黄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蓄滞洪区内无序开发建设、“人水争地”的现象愈发严重，“如何统筹防洪安全与经济发展成为各地不得不直面的一道难题”。

　　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根据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行为人最高将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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