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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韩国朋友几年前第一次准备到中国旅游时，担心治安状况不好，在厦门游玩了几天后，他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偏见。从那时起，这位韩国朋友就对中国产生好感，后来还带着母亲到中国旅游。

　　数据显示，过去三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2020年的1444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1891亿美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今年前两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2684.4亿元，同比增长6.1%，折合397.1亿美元，同比增长1%。

　　除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外，“数字化”也是跨国企业强调的中国优势。“根据2022年12月数据，我们超过40%的销售收入通过数字化平台取得。”百威亚太首席执行官兼联席主席杨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市场在数字化业务和电子商务等方面也不断为其他市场提供先进经验和可供参考复制的最佳实践。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赵小敏指出，从全国角度来讲，物流企业的数量应该会逐步递减，这意味着同质化竞争慢慢会去集中化。“此前打了那么多年价格战，但如今用户已经不再只考虑价格了，接下来物流企业的竞争会越来越惨烈，进入淘汰赛”。

　　从200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便与蒙古国就沙漠化防治展开合作研究，通过在当地考察，给出治沙经验。2013年以来，原国家林业局组织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为蒙古国举办荒漠化防治研修班，促进中蒙治沙经验互学互鉴。

　　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十三五”规划时，杨卫曾提出了对中国基础研究的三个总体目标：2020年达到“总量并行”，学术产出和资源投入总体量与科技发达国家相当；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力争中国科学家为世界科学发展作出可与其他科技强国相媲美的里程碑式贡献；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

　　在谭主的记忆里，大陆高铁至少还有两次登上两岸社交平台热搜。一次是2021年初，《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发布，福州至台北高铁的规划赫然在列，“2035坐着高铁去台北”的说法不胫而走，引发两岸网友热议。

　　回到跨江缆车项目，2020年2月，香港置地以310.5亿元获取徐汇滨江综合开发用地，并将该项目定位为“西岸金融城”。当年10月18日，西岸金融城举行奠基仪式，提出实施“顶奢十字”和“跨江缆车”的构想，形成连接浦江两岸的新文化地标。

　　在加州拉斯维加斯的展会现场，她参观了一周，成千上万的摊位几乎跑遍了，却没找到中国的摊位。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几个国人手中拿着长城公司的塑料袋，她立马迎上去，亲切地问：“你们是来参展的吧？” “不，是来参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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