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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陶分析说，涿州如果在通知蓄滞洪区民众转移时，告诉大家，北拒马河上游洪峰流量达到6000多毫米/秒，是“7·21”的两倍多，可能大家的警觉性会不一样。此外，他补充，日本在向公众发布灾害预警时，还会制作避难转移图，细致到告诉人们，如果当地被淹，该去哪个避难所，一些路会被淹，走哪条路更安全。这些都需要提前规划，甚至在日常公布给大众去学习，但国内在这一点上目前还没有这么精细。

　　程晓陶认为，提高城市的韧性，不只与地方政府有关，每一个承灾体也要有更强的危险感知和应急处理能力。“韧性主要是对承灾体来说的。” 程晓陶强调。他认为，如果承灾体自己有更强的应急处置、风险辨识的能力，知道灾害什么时间会来、危险有多大、能提前采取哪些相应的规避措施，就可以有效减少损失。“每个人、每个系统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每个承灾体都不一样。”

　　打开贝壳App，选择“东西海”的著名学区，进入“配套”一项，不难发现，购房者最关心的仍是教育，“大家一般都选择上哪个小学？”

　　通报称，2013年，时任巩义市北山口农信社主任王某范为感谢杨红伟对其农信社完成揽储任务等提供的帮助，与杨红伟商定以其哥哥杨某军的名义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在北山口农信社贷款200万元，并由王某范进行转贷给某置业公司，获取的102万余元高额利息由杨红伟占有支配。

　　近十年来，山东共发生三级以上地震44次，其中3.0到3.9级36次，4.0到4.9级7次，5.0到5.9级1次，6.0级以上0次，最大地震是本次地震。

　　高利转贷罪是1997年刑法新设罪名，根据高利转贷违法所得数额的大小，行为人最高将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浙江省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实践中企业和公职人员高利转贷情况并不少见，但实务中以这个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由监委管辖，高利转贷罪由公安机关管辖。面对大量存在的高利转贷现象，执法人员不会也没法全部入刑。如果这类公职人员态度较好，监委一般也不会移送线索给公安，并追究高利转贷罪。”

　　这近300万元销售额代表了众多读者、网友的善心。图书出版行业受灾机构也已第一时间开始谋划复苏，争取早日从沉重打击中站起来。

　　“7·31”政策，出自2020年4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西城区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的核心是，“2020年7月31日后在西城购房的家庭将全部多校划片在学区或相邻学区”，政策向市场明确了破除学区房狂热的决心。

　　相比线下旅行社，线上旅行社最显著的不同在于他们获客方式的差异。于靖平表示，传统旅行社的获客渠道基本是在当地，且在旅游目的地会有地接社专门负责在当地的旅游线路。“两个旅行社之间沟通其实并不顺畅，一个是甲方另一个是乙方，其承接力包括各种问题就非常复杂，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一个重交付的项目。而我们的模式是从网络上获客，在各地有自己的直营的地接，没有与其他任何旅行社有合作。这样能保证产品交付效果好。而且客源可以重复利用，游客报完新疆的团之后，他可能会参加我们其他的旅行团，这是我们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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