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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凌云说，美国官员时常在图书馆、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传递这类“信号”，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能够以较小的政治风险得到外界的较多关注。这凸显出目前中美双方缺乏合作交流相关的机制性安排。高凌云认为，通常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通过定期的会议来推动进一步的交流，“但这需要美方把改善中美关系当作长期性的安排去推进，而不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权宜之计。”

　　然而，在这种持续性的舆论聒噪声中，加拿大外交却做出了不该有的过激反应，再次暴露出其不成熟、不独立及不稳定的一面。起因是加拿大媒体近日又披露了该国安全情报局（CSIS）在2021年撰写的一份报告，在对“中方干涉加内政”老调重弹之外，还诬称有关中国驻加领事官员对一名加议员及其亲属实施所谓“威胁”。这让那几个已经声嘶力竭的政客和媒体如获至宝，在几个月的“坚持”后终于看到了把事情搞大的一线希望。

　　俄内部不乏赞扬中乌元首通话的声音。俄国家杜马议员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认为，乌克兰局势是现代世界复杂问题的一部分，要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应对与各方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因此中国领导人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与泽连斯基的通话是合乎逻辑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负一楼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人气尤其旺。从一些游客随身携带的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乃至行李箱可看出，不少外地游客可能是直接下了火车、飞机就过来游玩了。

　　在庄辞看来，基础学科研究中心的定位要足够高，可以依托具有良好基础的研究院所或高校去建设，政府给予足够丰裕的稳定支持经费，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WPI）”计划。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最主要渠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20年起开始设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旨在资助“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工作。研究内容由申请人自行提出，不限领域或方向，只需要两名国内外有较高影响力的同行专家推荐即可，相关学部审查通过后，可获得1~3年的资助，每年资助强度不超过100万元。

　　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学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申请到经费后，即使是项目负责人，对经费的自由调剂权也很有限。一些小的调剂权，如设备费外的差旅费、国家合作交流费等有变动，负责人可以自主调剂，但遇到想采购的设备买不到、设备涨价太多的情况等大变动，仍需要层层上报给基金委、科技部等项目管理部门，等待审批通过。

　　另一面，寻亲路上这些年，家长们互帮互助，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甚至更熟的关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他们互称“兄弟姐妹”。

　　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都采用“竞争性项目制+稳定的机构式资助”的双轨模式，但不同国家各有侧重。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机构式资助为主，美国和中国的体制比较像，以竞争性项目为主，不过大部分科研人员能获得一份“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并由政府兜底，与项目关系不大。多位专家还注意到，近年来，各国都存在逐渐强调竞争性资助，弱化稳定资助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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