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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回忆,黄令仪曾自述道——2001年12月左右,夏培肃院士的博士研究生林琦给我打电话,说夏培肃与李国杰所长要找我,希望我能帮助计算所的CPU做物理设计。第二天,一群年轻人坐在一个大会议室中,有人介绍了情况,又让我参观了他们研制成功的用FPGA烧成的CPU芯片,并提出了要求。
为了突破“两弹一星”中的瓶颈,国家成立计算机所二部,专攻微型计算机和三极管等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黄令仪是团队负责人。在缺资料、缺设备、缺人才、缺材料的情况下,她带领队员们呕心沥血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公开报道中,无论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是各地方纪委监委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大部分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党的二十大之前。
“现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种激烈的科研项目内卷局面。”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授李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由探索型”基础研究往往是未经检验过的全新概念的前期研究,具有高风险、难以预测、跨学科等特点,专家通常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在评审专家共识基础上的传统项目模式并不适合资助这类项目,需要探索新的“非共识”资助模式。
“存量市场会让行业进入质变发展阶段”,庄帅表示,物流属于供应链的“应”的环节,也就是响应环节。更及时准确的订单和履约响应能力体现出来的就是物流能力。对于细分的消费需求来说,快递行业需要提供对应的分层分级物流服务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价格体系也开始分级,不再是单一的价格体系”。
“我建议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区别对待,对一些比较前沿、需要从更长远去布局的学科,比如高能物理,稳定支持的比例可以高一点,而对一些非常成熟且有强应用前景的学科,以竞争性为主的经费模式更佳。”李亮说。
但绝对自由下,也有绝对的残酷。北生所内部评估非常严苛,每5年进行一次,评估标准为学术成果是否有足够国际影响力。受邀参与评估的“国际小同行”数量至少10人,需要匿名书面回答三个问题:依据过去5年工作,北生所的课题负责人在你所在的研究所、大学能否得到晋升?这5年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对你所在的科研领域产生影响?课题负责人所做工作和今后打算要做的事情,能不能使其成为该领域中的领军人物?第一次评估,前两个问题必须通过;第二次评估,三者都要满足。首次评估通过后,实验室经费升至每年300万元,如果评估失败,实验室主任和手下全部人员都要离开。“所以我们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实验室主任的权责利是一致的。”王晓东说。
庄辞调研后发现,日韩研究机构从政府处获得的稳定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约为70%,在加拿大著名的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政府稳定支持比例更是能达到80%。她希望,在中国,对理论物理所这类从事纯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稳定支持的比例至少应在7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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