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媒体爆料称，去年12月华盛顿提供了关于中印边境的“更加详细，传送速度也更快”的卫星图像。当时美印军队正在举行第18次联合军演，地点是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山区，距离实控线仅60英里。

　　在那之后，中国相继启动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法律层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制定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补助、生态公益林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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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去年中韩纪念建交30周年为起点，我希望中韩关系能在新的30年里向前向好发展。”谈到重塑韩国民间对华认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詹德斌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要警惕部分韩国民众的“厌华”情绪会牵制韩国政府推行友好的对华政策，并给外部力量离间中韩关系提供空间。他建议中韩政府层面要合力解决共同的难题，发掘新的利益增长点，如尽快升级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供应链稳定和对第三方市场的共同开发等。两国民众和媒体都要“平视”对方，积极评价对方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并通过频繁交流消除心理隔阂和误解。

　　黄奇帆进一步表示，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能够大幅摊薄成本，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引力场”效应。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需求端在不断更新升级，吸引“供给”；供给端也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三是“大海效应”。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