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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

　　2020年1月，黄令仪获中国计算机学会女性科技工作者夏培肃奖。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获奖理由写道：“黄令仪研究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研发一线，参与了从分立器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到通用龙芯CPU芯片的研发过程，为我国计算机核心器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负一楼的“楚风汉味”美食街区人气尤其旺。从一些游客随身携带的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乃至行李箱可看出，不少外地游客可能是直接下了火车、飞机就过来游玩了。

　　大家关心的“林阳”目前在都江堰基地非参观区安静生活，健康养老；“林冰”和“嘟嘟”在雅安基地非参观区，平安健康，且“林冰”今年没有繁育计划。

　　如今，北生所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王晓东说，北生所二期已经落成，实验室还要继续扩张，后续需要更多资金支持，这些钱从哪儿来，仍是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北生所现在是否还承担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性质的研究机构？这些都还没有定论。”

　　中英及中欧之间这种不舒适的磨合阶段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欢迎克莱弗利演讲中的积极表态，至少从中看到了中英关系转圜的一丝可能性，但对其将在多大程度上落实到对华政策上持观望态度。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克莱弗利及其他欧洲政客一个隐患，即他们必须严格践行一中原则，决不要介入、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本文系《环球时报》社评，原题为：对华理性，伦敦能否真正回归？）

　　回国后，黄令仪继续研究集成电路，从建立版图库，到探究寄生参数对性能的影响，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时期，由她主导研究的两个项目获得了国家专利。

　　[环球时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辛斌]时隔4年，第13届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3日在新加坡樟宜拉开序幕。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报道称，该国防长黄永宏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与俄乌冲突相比，亚洲若发生战争破坏力更大，并可能产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甚至对许多国家构成生存问题，所以防止这种冲突是所有国家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而中美关系，“大到不能倒”。

　　淄博市2023年政府报告中提到，当下淄博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产业创新力不强，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够顺畅，重大项目和优质平台支撑作用不足，经济体量不大、产业结构不优等挑战。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对于有限的、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然而参考国际经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激发颠覆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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