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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高燕文显露出违纪违法苗头时，同样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妻子能够及时提醒，他可能也不会在贪腐的“泥淖”里陷得如此之深。可惜，高燕文缺失的家风建设没能让妻子选择做“贤内助”，而是与高燕文一道上演贪腐“夫妻档”的戏码。他们在面对彼此的违纪违法问题时，都不约而同选择熟视无睹，形成“默契”。

　　韩国民众对华认知受负面情绪困扰，中韩民间交流该如何走上正常轨道？“对中国持有负面认知的韩国年轻人中，大部分是受韩国媒体和网络的误导。”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告诉《环球时报》驻韩国记者，受疫情影响，过去3年两国民间交流明显减少，韩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更多依赖媒体和网络，这其中不乏对华歪曲报道。他建议中方能通过网络、社交媒体，特别是面对面对话等方式，向韩国青年传递加强两国友好的真正意义，这样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权起植说，各国青年都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但也容易改正错误认识，因此，要对中韩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年层面的交流抱有希望。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从2019年起每年都举办韩中友好青年论坛，创造韩中青年对话的机会，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转战地方后，担任过合肥市副市长；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后晋升省部级高官，任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

　　2003年，作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开始筹建，其目标是出人才、出成果、出机制。王晓东是北生所第一、二任所长，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北生所目前每年能获得2.5亿元的稳定经费支持，分别来自北京市、科技部和清华大学。北生所实行理事会下的所长负责制，行政、财务完全自主。

　　对中印边境争端，中方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实力，以及一贯的务实理性态度，对谈判形成了强有力的塑造，推动双方不断朝着大的共识前进。

　　近段时间，政府多次表态，新政频出。不少外企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将继续投资中国。目前，来华名单还在拉长，投资项目还在扩充，“下一个中国”还在中国。

　　奥尔森告诉记者，此次来华的15名澳大利亚企业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来自各个领域，包括金融服务、医疗保健、采矿、通信等，汇丰银行、力拓集团等企业和机构都派出代表。

　　“目前外企更加看重中国市场活力。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分析，超过九成在华外资企业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但这里竞争也很激烈，如果外资企业离中国很远，就会削弱市场敏感度。相反，在中国投资就能更接近市场，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能，开展产销合一的业务。”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11月，韩国现代中国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以“如何看韩日反华情绪扩散”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会上，首尔市立大学汉语文化系的一位教授在讲述“韩国青年一代的网络反华情绪现状”时，也公布了一份2018年进行的以韩中日三国20多岁大学生为对象的民调结果，其中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4分（满分5分），对日本的好感度为2.83分。民调还显示，越是自称“进步”的韩国青年对中国的好感度越低。该教授认为，韩国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认知存在片面性。

　　“受多种因素影响，蒙古国沙尘暴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未来需要大量研究。蒙古国野外研究站、监测设备和仪器等相对缺乏，十分不利于研究工作开展。”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西部灾害与环境力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黄宁曾谈到。张小曳曾作为联合国专家前往蒙古国调研，他说，中国气象局和蒙古国长期合作，帮助对方建观测站，但是那边无力投入人、财、物，观测站维持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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