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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走出大流行的标志，其实是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指标，从疫情防控，特别是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它的指标，我想主要有以下方面，一个是这种疾病的感染率到底处在什么状态，两个关键的感染率，一个是累计的感染率，也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人群当中，在一定的时间内总的感染率，也就是累计的感染率。还有一个感染率的指标是新发的感染率，比如说每日有多少人新发，在特定的人群中新发了多少人群的感染。另外一个指标是人群对它的免疫水平或者是免疫率，它的指标就是判断他体内抗体的水平，也就是抗免疫屏障、免疫保护率达到什么状态。第三个指标是看病原体，就是新冠病毒有没有发生质的、有公共卫生意义的变异，如果是在一个亚型下只是发生量变，没有发生质变，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从医疗卫生供方的角度看，每日的接诊门诊量、住院情况、重症情况、死亡情况，以及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的能力，这个方面是重要的。最后是看整个防控能力，从机制到控制这个疾病的手段和能力是否基本具备。我想这几个方面是判定走出大流行的重要指标。

　　江南造船集团也意识到了产品结构问题。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林青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前后，集团根据自身技术储备和市场需求做出战略调整，针对气体船这一潜在增量市场，开始研发建造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VLGC）和超大型乙烷运输船（VLEC）。

　　王毅说，人类与新冠病毒长达三年的抗争，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的，我们都是地球村成员，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绝不能重走阵营对立、分裂对抗的老路，绝不能陷入零和博弈、战争冲突的陷阱。

　　当时在天津大学读书的李彦庆正好在新港船厂实习，各车间、办公室的名称还以“课”结尾，现在的“设计中心”原来都叫“设计课”。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船舶工业的快速成长，他不由感叹：“中国在学习、借鉴、消化、再吸收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很多帮助。”

　　“如果邮轮设计和建造只靠二维图纸和人脑，那肯定要累死。”外高桥造船设计一部负责人王章建介绍说，外高桥造船此前承建海洋工程项目时积累了数字化设计的基础，这也是外高桥能承接邮轮项目的原因之一。

　　（十五）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国际安全治理，预防和管控潜在安全风险。中国已就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和伦理治理发布立场文件，愿与国际社会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通交流，推动达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

　　（十九）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鼓励各国为打击跨国犯罪，缔结或参加有关国际条约、公约或协议，或者作出制度性安排。支持联合国三项禁毒公约，维护国际禁毒体制，倡导国际社会协调一致、责任共担、真诚合作，共同应对毒品问题带来的挑战，构建不受毒品危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重各国主权基础上积极开展执法合作，共同提升执法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支持建立全球培训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更多适应维护自身安全需要的执法人员。

　　“中国船厂向日本学习的内容，逐渐从技术交流、业务咨询，发展到派员工赴日考察、进修、培训，继而学习引进日本的管理体制。”胡可一介绍说，一批批技术人员进修回国后，成长为各家船厂的技术骨干、厂长，那段中日蜜月时期，中国储备了一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专业人才，为国内造船行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袁永华估计，从当地劳动市场的情况来看，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起去年少了20%。00后工人和70后、80后不同，大多是独生子女，有父母帮衬，只要手里有钱吃饭，受约束更小，“想辞职就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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