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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顺利出国现场观看世界杯，有着两个孩子的姚家全，甚至隐瞒着家人偷偷开溜。“我的父母强烈反对我出国看球，说国外疫情下有生命危险。”姚家全透露，尽管自己承诺戴口罩做好防疫，但还是做不通父母的思想工作，最后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等到过境抵达香港，我在机场再打电话给父母，说要去卡塔尔看球了。他们在电话那头无法接受，一下子哭了，说千万注意安全。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没办法，只能把生米煮成熟饭，否则我肯定走不了 。谁让我爱看球呢？”

世界杯期间，落原和同事们连着值一个月大夜班，每天在公司待到早晨8点。下班前的交接会上，一帮人嘴里说着话，眼睛都睁不开，“迷迷瞪瞪地都快睡着了”。等交接会开完，他就带着值班同事，去五道口随便找家早餐店，一起吃点包子、油条和豆浆。“我们进去，‘呼啦’一片就坐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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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编辑部的关系很单纯，落原将那段时间定义为职业幸福感最强的日子，像是多上了几年大学。一帮热爱足球的编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大家一起合租，一起上班，一起踢球，一起醉得不省人事。“我们经常指不定哪天喝多了，第二天醒来发现睡在同组某个兄弟家里。（醒来的时候）他也不在（家）了，说已经值班去了。

更要命的是，赛后，当大批记者来到指定的媒体班车区，准备返回主新闻中心时，在媒体班车区内居然没有一辆大巴！当记者走到媒体班车区准备返回时，已是赛后过了半个小时，但直至22时都未能登上大巴。约300名各国和地区的记者都在等候，而当大巴车开进班车区时，媒体老记们也是乱作一团，抢着上车。那种画面颇像国内上班族清晨在公交站的情景，大巴车尚未停稳，老记们都跟着车一路追跑，等大巴车门一开，大家都抢着上车。而当记者乘坐的大巴车抵达主新闻中心时，已经过了23时，也就是比赛都已经结束了2个小时。

工人们对旗帜进行检验。

最重要的是，尽管巴西贫富悬殊、政治对立严重，但足球是团结所有人的唯一力量。刚结束的巴西总统大选，反对派卢拉击败博索纳罗重返总统府，内马尔公开支持博索纳罗，主教练蒂特则是坚定的反对者。去年他就强烈抗议博索纳罗在新冠疫情期间强行主办美洲杯、将巴西队作为竞选工具的行为。因为博索纳罗任期到12月31日，决赛后名义上他还是巴西总统，蒂特公开表示不会延续世界杯夺冠后在总统府接受嘉奖的传统。

不过，塞内加尔带给全世界球迷的是享受、快乐、激情。

送点瞬间

我们最后一场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是一场互交白卷的平局。我在最后14分钟出场，从头到尾都感觉很奇怪，好像我的出场没有任何意义。霍奇森也和史蒂夫-彼得斯单独聊过，我认为他在那场比赛中试图采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对待球员。他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然而我们在输掉两场比赛之后，在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中，你可以看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又开始生气了。我更喜欢愤怒的霍奇森，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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