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玺面试戏演哭剧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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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靠买卖双方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多中国卖家也会寻求客户来源国在义乌的社团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会。笔者就参与处理过埃及商人在中国的诈骗案。一名来自亚历山大的埃及商人在义乌购买了三个货柜的内衣之后失联。而该商人在之前三次交易中的信用记录良好，付款及时，因此与其有过交易的中国卖家对其印象良好。但是2016年3月份到了该交付余款的时间，却完全无法联系到该商人。该埃及商人每次都是直接与卖家进行交易，所以中国卖家也无法通过中间商来调查具体情况。经过多方打听，最后中国卖家找到埃及商会会长萨米尔，并且派出了5名交易数额最大的中国卖家到萨米尔的办公室进行协商。中国卖家把埃及商人的护照提供给萨米尔，萨米尔通过与埃及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关系，找到这名商人的具体住址，然后再通过该商人所在地的清真寺网络和私人网络联系到本人。但是，只有交易量较大的订单，并且事件会间接影响到该国商人整体声誉的情况下，商会才会出面处理。交易量小的商家则无法得到商会的帮助。

麦高登等学者以“低端全球化”来定义来华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来华非洲商人只携带了少量的资本；其次，这些处于低端全球化链条中的非洲商人的经济行为大部分是非法或者半非法的状态，因为大部分商品都是仿制品或者二手商品；第三，低端全球化的实施主要依赖个人的社会关系。麦高登同时认为，在这种“低端全球化”中，贸易主体往往游走于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因而与政府处于对立关系之中。而本文考察的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经济行为，虽然符合部分麦高登等学者“低端全球化”的描述，但是与他们的理论不同的是政府在这种跨国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并非被动地接受或者驱赶低端全球化实践者，反而一直试图通过积极干预来引导市场有序发展，从而使义乌的跨国贸易进入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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